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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季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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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季鸾(1888—1941),名炽章,榆林城人。毕生从事新闻报刊事业,被时人尊称“政论家”、“一代报人”、“陕西三杰”。季鸾出生于山东邹平县。父亲张楚林,清代进士,在山东省做过几任知县,后死于济南。季鸾于1903年随母回榆,曾在榆林、礼泉、三原等地就学。1905年,官费留学日本。学习期间加入同盟会,并创办《夏声》杂志,鼓吹革命。1910年归国,应同盟会员于右任之邀,赴上海主办《民立报》。1912年经于右任荐举出任临时政府总统秘书。曾为孙中山起草“大总统就职宣言”,并用电报向《民立报》报道了这一新闻,是中华民国建立的第一条新闻。嗣后他奔波于北京、上海,先后创办《民信日报》、北京《民立报》,主办《中华新报》,接连发表社评,揭露袁世凯、段祺瑞丧权辱国、残害民众的罪行,曾两度身陷囹圄,但均因舆论压力被释放。1926年他流亡天津,恰遇留日同学吴鼎昌、胡政之。三人商议办报,时值旧《大公报》停刊,联合筹资5万元,接办了《大公报》。张季鸾出任总编辑,拟定“不党、不卖、不私、不盲”的办报方针,力图使《大公报》成为一份反映中国自由舆论的喉舌。新改版的《大公报》多次以榆人化名撰文,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,公然提出:“亲俄之工潮当禁止,皆吾人之作对者”,拥护国民党政府;反对孙中山先生倡导的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工农”三大政策,但他反对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员,指出:“此诚政治上之最大黑暗,为革命时代不能容也”;揭露国民党政权腐化现象,大声疾呼“文明在哪里?主义在哪里?对同胞大众扶助否?教导否?曾不加剥削否?”他因社评言简意赅,泼辣敢言,称誉报界。

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张季鸾以民族大义为重,顺应潮流,提出对内联共,对外联俄,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的主张。强烈反对溥仪“伪满洲国”,反对汪精卫、王克敏等汉奸的“民族灭亡”政策。一针见血地揭露日本侵华的意图是“以中国为尾闾”进而完全吞并,并锋芒毕露地指出:“国家今日受此奇辱,人民遭此奇劫,凡过去现在在政治上负责人,虽自杀亦无以谢国民”“必须抗拒至最后之日”、“对日无和平之可求”,淋漓尽致驳斥了“和谈论”。同时在《大公报》附属刊物《新闻周报》上,曾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,连续刊载“赤区土地问题”专栏,指明红区有一套社会制度,绝不是什么“土匪”、“流寇”,并在该报两次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真相,透露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内容。

1934年,他归里榆林,在戴兴寺为其父举行了百年寿辰祭奠仪式,他还到榆林女师等校做了抗战爱国演讲;倡导各界人士,为贫寒子弟募捐奖学金,本人带头捐洋500元;倡办“愉林革新工厂”等。回天津后,写了《归乡记》,揭露陕北土军阀鱼肉人民、种植鸦片等罪行。1936年,“西安事变”发生以后,他在报上提出“一个民族,一个领袖”口号,疾呼国民爱护领抽,力劝张学良恢复蒋的自由。此后蒋对其以“国士”礼待,尊之为上宾。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,张季鸾在《大公报》上发表了许多坚持抗战,反对投降,鼓舞人心的文章。如1937年12月8日社论《最低调的和谈论》中深刻指出:“不分党派,同心奋斗,中国就永不亡”。在另一篇社论《中国国民应有的自信》中,精辟地分析了敌我双方势力后指出:“日本侵略力有限,而中国抵抗力无穷;以无穷之抵抗,当有限之侵略,中国最后当然要胜利”。驳斥了“亡国”悲观论。

1941年,《大公报》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新闻奖章。张在政府为其举行的庆功会上,发表演讲说出了“不望功成,准备失败”的办报秘诀,并在社评中号召记者要以“不求权,不求利,不求名”自立。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因肺病在重庆逝世。国民党政府为他举行公葬。中共《新华日报》以《季鸾先生备极衰荣》的醒目标题,报道了公祭消息。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代表周恩来、董必武等曾致唁电:“季鸾先生,文坛巨擘,报界宗师;谋国之忠,立言之达,尤为士林仰矜式”。张季鸾,一生从事报业,撰写文章5000余篇,1944年,他的著作《季鸾文存》在重庆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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